4月23日是中华书局读者开放日，中华书局以5项主题展览和相关展示、体验、讲座等活动开门迎宾。其中的“启功先生题签展”因其雅致与书卷气尤其让人注目。这些“小作品”可谓难得一见，无论早年题签的风姿渊雅，还是晚年题签的修美瘦硬，都令人赏心悦目，叹为观止。可以说这些题签，既是启功对中华书局关切、支持的见证，更是难得的艺术珍品。读书人看到的多是装订印刷好的书皮题签，通过此次题签展，观者可一睹启功题签原作风貌。
中华书局出版的蔚为壮观的古籍经典，都有着典雅端庄的封面题签，且多为书法名家书写。题签，字数不多，看似小事一桩，却是书的门面。受托书写者也多对此十分重视。启功自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为中华书局版图书题签，前后30余年，是为中华书局版图书题签最多的人，启功题签几乎成了中华版图书装帧风格的标志。
启功先生也曾称中华书局是他的“第二故乡”，与中华书局有着深厚的渊源和交往。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在《记忆中的启功先生》一文中讲到启功先生与中华书局的题签渊源及题签故事，他说：“那时候，作为编辑室的小字辈，每次去看启先生，都是叨陪末座，默听静观。起初几年，几乎每次都能看到启先生写字。因为爱好书法，在大学读书时，见过几位省上名家写字，有的下笔迅疾，动作夸张。看启先生写字，运笔极其缓慢，包括略带飞白的出锋竖笔，当时很令我诧异。另外是补笔，通常我们只知道写字不能描，但启先生写字，无论大小，书写过程中，都会随时补笔。甚至重复已写的笔道，无论粗细，每补都精准到位，真令人叹服。那时候写字没现在这样讲究风雅，启先生案头文房非常简单，经常看他用的图章，是一方水晶双面印，启先生说为的是携带方便。更没见过启先生用印规，但印都盖得迅捷精准，甚至随手加盖第二遍，位置毫不移易。盖完印，用一支颓笔在痱子粉罐中一蘸，刷到盖印处，为了不让印泥粘连。那时候启先生精力好，我们求题书签，一般都是当时写就，往往还横竖简繁多写几张备用。启先生当时题签，跟后来流行的名人题签不同，这些题签基本都不是作者所托，而多是编辑室领导或者责编、美编所求，书上也大多不署题签者，没有借重之意。当年文学室新出的‘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’‘古小说选刊’，以及《宋诗钞》《元诗选》《晚晴簃诗汇》《词话丛编》，无一不是启先生所题。我责编的《金文最》《全唐诗补编》《全唐文补编》《中国文学家大辞典》等，也都是特地请启先生所题。记得我负责编选的80周年局庆纪念出版物《中华书局收藏现代名人书信手迹》，题签是启先生当面写的，当时书还在编选过程中，启先生问清楚编选内容，就确定了这个书名。有时候甚至只是选题设想，临时请启先生题写，他也不拒绝。我们文学室策划的‘中华文学通览’，是书局比较早的一套系列普及读物，起初丛书名还没确定，正好赶上启先生为其他书题签，当时临时起意，在我们要求下，启先生题了‘中华文学长廊’，后来没有用，现在也不知道在架上的哪本书里‘雪藏’着了。有时候启先生会品评带去的新书题签，有一次印象很深，启先生大夸赵守俨先生的题签写得好，并说起题签的秘诀，在于第一个字不能轻，最后一个字不能小，足为金针。”
谈到这些题签原作的珍贵价值，徐俊还说：“我特别留意过启先生历年为中华版图书的题签，最早一批在1970年代初，如繁体竖排版蔡东藩的《民国通俗演义》（1973年），李贽著作系列的《初潭集》《史纲评要》（1974年），高亨《商君书注译》平装本及大字本（1974年），以及后来列入‘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’的《李太白全集》（1977年）《杜诗详注》（1979年）等等，较之晚年的修美瘦硬，更显风姿渊雅。因身体原因，启先生晚年所写题签不多，有些已经笔意全失，仅存其形，看了真令人感伤。来新夏先生曾经提议编印《启功先生题签集》，我想即使不能全面搜集，仅中华版也足以成编，确实是一份厚重的艺术遗产，也是对启先生的一种有意义的纪念。”
这些题签除了其珍贵史料价值，也从一些侧面反映出启功先生身上的人格魅力。清代著名藏书家陈仲鱼之苗裔陈乃乾在1949年之后供职中华书局，专注于文献丛书的编撰工作。启功曾有手札致陈乃乾，如《启功致中华书局编辑陈乃乾手札》中所写：
乃乾先生侍右：
命写各签，谨写呈。其样式是否合用？笔势是否相宜？俱请严格斟酌，应如何改写，甚至全不能用，并祈毫不客气也。
如需改写或另换用篆隶各体时，请电示，当趋取。功处传呼电话为六六五八五〇，传示小乘巷甲廿一号。
虽然，启功替陈乃乾题签何者，在此已不可考，但由此牍足见启功先生的对题签小事的认真。